澳大利亚,与中国出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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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长达半年的争议后,澳大利亚参议院近日正式通过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反情报框架最重要的改革法案。由此,这个国家近年来对“国家安全”焦虑的关切最终落到了立法层面。

中新网3月22日电
综合澳洲网、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经商处等方面消息,自2018年底澳大利亚正式实行《外国影响力透明度计划法案》后,很多在澳华人不明白自己的言行、自己举办的活动,到底需不需要“注册”。为此,当地时间2019年3月21日下午,澳大利亚联邦律政部与维州澳华社区议会在大洋艺术中心,举办在墨尔本的第一场信息宣讲会。

  近日,澳大利亚反华闹剧又添新戏码,在澳孔子学院无故“躺枪”。

  尽管这一法案只字未提中国,但其通过之时,正值澳大利亚对中国影响力的焦虑与日俱增之际。一些长期关注中澳关系的人士担心,法案通过后对两国关系的不利影响或将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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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媒体报道称,这些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心经常遭到批评,因为它们的资金部分来自汉办,而汉办直接隶属于中国教育部。

  “不管澳大利亚政府怎样解释,很显然,这一系列法案就是针对中国的。它们反映了在澳大利亚国内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并关注中国在经济和战略领域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战略学家休·怀特(Huge
White)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图片来源: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馆经商处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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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交部在回应此事时说,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希望各国都能摒弃冷战思维,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更好推进相互交流和合作。”

何为《外国影响力透明度计划法案》?

  ▲资料图片:2016年10月19日,“2016汉语之光”第三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学生汉语才艺会演在悉尼举行。本次会演由新南威尔士大学孔子学院和新州中文教师协会共同举办,来自30多所小学的1000多名当地中小学生参加表演。

  过去十年,中澳之间的故事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

据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经商处网站消息,澳大利亚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于2018年12月10日,正式实行《外国影响力透明度计划法案》。

  批评人士称,这种与政府的联系意味着,它们将被用于限制学术自由,进行政治宣传,从事间谍活动并削弱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和制度。然而,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孔子学院/课堂从事了这些活动。

  2017年,超过140万中国游客赴澳旅游,超过16万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留学,占澳全部外国留学生的三分之一。过去十年,澳大利亚累计获得了9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排在美国之后,位居中国主要对外投资国家的第二位。

澳总检察长克里斯蒂安·波特(Christian
Porter)表示,根据该法案,任何代表外国委托人开展某些活动以影响国家政治或政府程序的人士将被要求进行登记。

  中澳建交45周年,原本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契机,却因澳大利亚屡屡炒作“中国渗透”蒙上阴影。那么,此举出于什么目的?这样做对澳大利亚民众有何影响?

  凭借着紧密的对华贸易关系和中国市场的支撑,澳大利亚成为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唯一连续26年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

总检察长说:“FITS将提升澳大利亚的外国委托人及其在澳活动透明度。代表外国委托人开展活动的个人或实体可能需要注册,具体取决于外国委托人的身份,开展活动的性质和目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该人士是否在澳大利亚担任高级公职。该法案涵盖的范围包括以施加政治或政府影响为目的,代表外国委托人进行议会游说、一般政治游说、通讯和筹资活动。”

  内部政治斗争的“外溢”

  作为一个与中国在经贸文化交往上有着如此“亲密关系”的国家,为何会成为西方国家中首个通过此类“反外国干涉法”的国家?

根据FITS,开展相关活动的人员有责任确认自身是否需要注册登记,如果需要而不进行登记属于违法行为。注册必须在与外国委托人建立关系或代表外国委托人进行可注册活动的14天内完成。

  这波对中国的指责始于2016年年底。当时澳大利亚媒体炒作本国政客接受中国政治捐款,指责在澳华人华侨受中国政府的影响,进而妄称中国政府控制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影响华人媒体、学者、留学生。

  法案通过之后

只有“四大条件”全符合才需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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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媒体披露的反外国干涉法内容,此次法案主要指向三个不同的层面:间谍和外国干涉法案,针对传统意义上危害国家安全和商业机密的行为,不过范围较以往有所扩大;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要求凡是代表外国政府和外国利益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必须公开其行为,并在公开注册的名单上登记;以及禁止外国政治捐献,防止国外势力通过民主选举干涉澳大利亚内政。

这次的主讲人Lucinda Atkinson以及Jaan-Clare
Witcombe,在一开始便说明,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对澳大利亚政府来说,外国影响力不完全是坏事,这个法案也不是为了制止这些不同国家的正常交流。只是希望能够维护澳大利亚的民主,也希望交流活动透明化,让澳大利亚的政治人物能有所依据,做出更明智的判断。

  ▲资料图片:2015年3月21日,北京第20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上的澳大利亚留学展台。(视觉中国)

  该法案的前两项已于6月28日在澳参议院获得通过,后一项预计也将在今年通过,尽管具体实施的时间还不清楚,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法案将会对中澳关系带来重大的影响。

这项法案不是为了做一个黑名单,不是为了阻止大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不会去违反结社自由。就算是申请注册也不会影响进行任何活动与组织的可能。而法案要求任何组织或是个人,只有在列出的四项要求都符合的情况下,才需要去注册。

  这种指控没什么证据,都是断章取义、捕风捉影,但随着澳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近期加入,这出闹剧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常年研究中澳关系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澳大利亚中心学者胡丹看来,此次立法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澳在安全立法方面率先拿出了成形的文本,随着西方多国(美、英、德等)均迅速加入安全问题的讨论和立法措施,澳此次的文本可能会为多国效仿,在当前的环境下加强国家间的防御和怀疑,从而使战略紧张局势加剧。

1.代表任何非澳洲本地的外国主体。

  他不仅用“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这样的话回应中方的批评,还在试图推动反间谍和外国干预的相关法案。这些举动显示,他认定媒体所宣扬的“外国政治干预”确有其事。

  另一方面,随着法案的实施,一批华裔人士和涉及中国的组织将会成为直接的目标。

2.具有影响澳大利亚政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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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去年澳国内讨论的极少数怀疑与中国政府有‘紧密关系’的中国商人和涉华机构,像孔子学院等,还有一个隐忧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澳大利亚历来有将中国的国有企业认定为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倾向,这次从‘外国主体’的定义来看,也是冲着国企去的。”胡丹对澎湃新闻说。

3.从事具有政治目的政治游说、传媒活动、经济支出活动。

  ▲12月9日,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抨击“有外国势力干预澳大利亚”,并用中文喊出“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路透社)

  胡丹表示,已经有一些表示“担忧”的机构来接触她咨询应对之策。

4.不享有豁免权。

  明眼人都能看出,对于特恩布尔来说,这不过是一处“围魏救赵”的老戏码。 
  

  对于该法案的通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中方一贯坚持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同其他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寻求互利共赢。搞什么“干涉”或者“渗透”,从来不是中国style(风格)。希望有些人能够早日摘下有色眼镜,脱下“隔离服”,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

需要同时满足以上四项所有要求,才需要进行注册申请。如果有需要举行任何类似活动行为,都可以在活动日期后14天内提出注册申请。

  近期,澳大利亚政坛遭遇“国籍门”,包括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在内的不少议员因为拥有双重国籍,不得不卸下议员职务重新补选;加之执政联盟内部并不稳定,特恩布尔可能重蹈几位前任的覆辙,遭遇“逼宫”。

  在这场关于“反对外国影响”的争论中,120多万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被尴尬地置于“风暴”之中,然而在澳大利亚政界和新闻媒体上,人们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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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在政治上颇为敏感老练的特恩布尔需要在媒体和选民面前表现出强硬姿态,争取一个关键选区补选成功。某种意义上,宣扬“中国渗透”不过是特恩布尔的国内政治工具。

  “普通澳民众并不理解这个复杂的新法案,但是(因为这一法案)他们认为澳华人社区一定有问题,同时,华人社区也不理解这个新法案,因为他们不知道政府说的这个外国干涉到底是指什么?”曾是澳绿党候选议员,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议会副主席的华裔律师刘仲权(Kingsley
Liu)说道。

图片来源:澳洲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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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令刘仲权担忧的是,尽管澳华裔人数不少,却很少有华人出来发声,向政府提出他们的顾虑。

到底怎样的行为以及活动会被视为需要注册?

  ▲澳大利亚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路透社)

  作为首位进入澳大利亚证券所工作的华人,刘仲权曾在澳金融、企业、法律界工作多年,对于澳历史上对于华人的“歧视”他仍历历在目,小时候他就曾学习拳击用来防卫那些欺负他的人。

宣讲会上,律政部的代表,对民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解答。

  一方面,公开指责中国是要“堵”媒体的嘴。今年11月,特恩布尔参加了一个政治晚宴,同席有位华商。随后,一些反华媒体以此诘问特恩布尔是否在席间“泄露国家机密”。特恩布尔的回应是对方“英文不好”,只是泛泛而谈。

  刘仲权的朋友,澳大利亚亚裔联盟联合创办人周文爱(Erin
Chew)非常理解这种担忧,她认为此次的“反外国干涉法”或将加剧澳大利亚的反华潮,甚至有演变成对澳大利亚华裔种族歧视的危险。

问: 怎样的人会被视为“外国代表”?
在社交场合与“澳洲政府相关人员”聊天会是否会被视为“有问题”?
澳政府要如何确保人民的结社自由权利不受这项法律的影响?

  事实上,熟悉西方政治游戏的人都清楚,类似晚宴的主要目的是政党募款,参加者也无非希望有和政要“同框”的机会而已。特恩布尔和媒体都是“明白人”,这出互动明显是顺着媒体的思路,把自己先“摘清楚”。

  “很明显反外国干涉法是针对中国的,这会让人联想到在澳华人,质疑他们的忠诚度,甚至演变为种族主义。”周文爱对澎湃新闻说道。

答:首先代表的定义,是在于个人代表的组织是在外国政府主体的领导下,于澳大利亚进行的活动。举个例子:比如一个留学生团体,为了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他们写信给相关部长。这样是没有受到他国政府,组织的指派,这样的类似行为是不需要注册的。但如果他们是拿到了他国的经济支持,或其他支持,或被用来进行选民投票等等,给媒体发表,改变选民的印象,这样是需要注册的。但注册之后活动将不受任何影响。另外,在社交场合与澳政府相关人员聊天,只要不涉及游说或是影响政治目的,就不会有问题。澳政府仍然会确保所有人的结社与言论自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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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爱认为,对于外国影响的讨论的确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要讨论中国,也必须讨论美国、欧洲,否则就不公平,会带来种族主义。”周文爱说。

问:国庆日庆祝活动: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国庆日庆祝活动。这些庆祝活动由祖籍国资助。这些庆祝活动是否需要注册?

  ▲澳大利亚《新日报》报道截图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大量中国人涌向澳大利亚,尤其是近3、4年来势头更是高涨,使得澳国内一部分民众认为是中国买家推高了当地房价,进而产生了不满情绪,这也导致了一些澳民族主义人士的反弹。

答:不需要,只要活动没有涉及到任何协议与政策制定,单纯的庆祝活动就不需要注册。但如果在场合上有达成或是签署某些协议,或是有着影响澳洲政治的目的,就需要注册。

  另一方面,“摘清楚”自己也是为了攻击别人,指责中国是特恩布尔攻击政治反对派的工具。

  澳政坛近年一些极端保守和反移民政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冒起,其中的代表,一国党(One
Nation)创始人韩申(Pauline
Hanson)在第一次当选议员的首次议会讲话时就抛出了“澳大利亚要被亚洲移民吞掉”这样煽动的言辞。

问:澳大利亚拥有许多不同的多元文化协会,作为一个旨在促进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并且没有得到任何外国政府资助的机构,是否只能招收澳洲公民?

  近一段时间以来,特恩布尔瞄准了工党参议员邓森,借着媒体的炒作大肆攻击对方“向中国人通风报信”、接受华商捐款等,最终邓森于本月12日被迫辞职。受到严重攻击的反对党不得不呼吁特恩布尔减少“对中国病态式的攻击”。 
   

  去年7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留学生威胁澳大利亚大学的开放性。此后,澳大利亚媒体对堪培拉大学中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称中国学生盲目维护祖国,进而推论认为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帮助”。

答:这个法案适用于公民、永居、临居、学生签证、旅游等任何在澳的人群。所以不会有任何限制,只有不涉及到前面提到的条件,那这些多元文化活动都会受到澳洲政府的大力支持。

  可以说,特恩布尔的一系列“演出”背后完全是政治考量。只是这一波政治操作不仅牺牲了良好的中澳关系,更撕裂了澳大利亚社会。 

  “根据完整的采访素材,我们发现这个报道对于采访对象的原话进行了剪辑,歪曲了采访对象的本意。”曾接触过该事件当事人的胡丹回忆道。

问:法案中有提到“代表外国委托人在澳进行活动时,需要根据活动内容以及个人责任来进行注册”,但在许多情况下,活动可能由协会等复数团体协助举办。这是否意味着协会的每个成员都需要注册?或只是负责人需要注册?

  媒体推波助澜提供“表演机会”

  当事人事后起诉了该澳媒体,尽管后来在司法机构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了和解,但这一“不真实”的报道已经给澳读者造成了先入为主的影响。

答:个人与组织都可以注册,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组织注册就可以。如果是级别特别高的政治与前政治人物,就需要以个人身份来注册。

  澳大利亚一直以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自居,每每用开放、包容自诩。来自各地的移民在澳大利亚定居,给澳大利亚带来智力和财富,也接受本地政治游戏规则。

  胡丹坦承,中国留学生本身在表达上有语言方面的劣势,加上性格又多害羞,不愿多争辩,加之两国部分媒体在报道上的断章取义,导致澳国内部分人对中国人的“误会”越来越大。

问:能否举例说明“跟外国政府有关的主体”以及“跟外国政府有关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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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澳关系何以走到今天?

答:举例来说,目前在网站上注册的公司有24个,其中一家在澳上市的公司有67%是挪威政府的股份,这样他就是跟外国政府有关的主体,或是像中国石油这种央企,也已经进行注册。跟外国政府有关的个人部份,只要你是非澳大利亚国民,非PR,并且完全受雇于其他国家政府或是相关背景的组织,并在澳进行任何活动的都包含在内。

  ▲资料图片:11月23日,中澳建交45周年纪念晚宴暨中澳高级别对话第四次会议欢迎晚宴在墨尔本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李肇星(后右)出席活动并讲话。

  2005年,专修国际法和国际贸易的胡丹选择了澳大利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2013年,胡丹前往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五年来,胡丹不仅深度接触了澳各阶层民众,更亲历了两国关系的跌宕起伏。

问:哪些活动类型需要注册?

  华人参加政治性晚宴,向主要政党捐款,符合政治习惯、遵守国家法律,与其他族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单单把华人孤立出来,认为华人参与政治一定会威胁澳大利亚国家利益,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完全不成立。

  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澳大利亚无疑是一个西方国家,但在地理上却与亚洲国家相邻,这一独特的位置犹如一把双刃剑,让澳既成为连接东西方的纽带与桥梁,也为澳对外政策的定位和取向增添了困惑和迷茫。

答:目前有四种需要注册的活动类别。第一种,是对联邦政府进行直接的政治游说,例如跟联邦议员见面去游说政策,参加这种会议的人就需要申请,但安排会议的人员就不用(只要你是代表一个国家去进行政治游说,不论多少次都要申请)。第二种,一般性的政治游说,如果是代表外国的政府去给一个联邦议员写信,建议任何事情,都需要注册。第三种,传媒活动,如果是代表外国政府主体为媒体写一些文章,发表看法,并且写文章的目的是影响政策,也需要注册。如果只是表达自己观点,就没问题。第四种,有影响澳大利亚政治或政府目的经济支出活动。

  现阶段,华人约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5%,对华人的攻击无疑会给社会造成一道很难弥合的伤口。

  “说起对澳大利亚的认识,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许多中国人一方面会认为中澳间经济往来多,去那里读书旅游不错,但是一说到政治,会觉得(澳大利亚)就是美国的小兄弟。”胡丹笑道。

问:
澳大利亚许多同乡会旨在联系国内与澳大利亚的同乡朋友,其中有些成员从事中澳之间的贸易往来,协会也会与中国当地政府有商业资讯的联系,这种行为是否会需要注册?

  在这个过程中,澳大利亚的媒体一直在推波助澜。正如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所说,这种捕风捉影的指责表明,一小部分人不愿意看到中澳及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发展,目的就是要制造针对中国的恐慌情绪。

  “其实澳大利亚自己也处于一种十分复杂矛盾的心态中,它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文化认同上觉得自己是英联邦国家,但是在战略上更认同美国,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等强国,应该在大国间进行调和,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胡丹说。

答:不需要,资讯往来都以商业为主的话就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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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怀特则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引发了澳大利亚的担忧,因为澳大利亚此前从未遇到过像中国这样强大的亚洲国家。

问:
当一个协会的主席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的海外顾问(主要是省或地方政府)时,其主要目的是作为社会和文化联系和交流的桥梁。这样的顾问/协会是否需要注册?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怀特曾为金·比兹利和鲍勃·霍克两位澳大利亚前总理担任顾问,也曾就职于澳大利亚国防部,担任主管战略与情报的高级官员。早在2012年,他就曾著书《中国抉择》(The
China Choice),探讨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影响。

答:不需要,但如果这位海外顾问被要求代表当地政府来做任何符合四个必要条件的活动,则需要注册。

  事实上,这些无端指责缺乏媒体本应有的调查、核实,近乎于“诛心”,是冷战思维的一种延续。部分澳大利亚媒体把这些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重复性地向并不了解政治的民众灌输,将其推到政治生活的日程之上,给予政客充分的表演机会。

  “自1788年欧洲人定居大洋洲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受到西方主导力量的保护——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现在随着在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面对中国的崛起,亚洲最重要的国家将不再是西方大国和澳大利亚的盟友。”怀特说。

问:如果个人的意见发表出去,在澳大利亚的社群做传播,却跟外国政府的意见是一样的,这样该如何判断?

  南半球现在是炎炎夏日,特恩布尔在紧张的国内政治博弈之后,也应该在新年假期中思考如何解决这一波政治操作造成的影响,怎样弥合被政治撕裂的社会,如何修复中澳关系。

  而随着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澳大利亚的担忧在过去18个月中急剧上升。“2017年,我们开始关注中国,因为我们对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失去了信心。”怀特说。

答:我们不会禁止个人言论意见,所以只要你没有符合前面提到的四个条件,就不需要注册,但就算注册了,也不会影响你的言论自由,照样可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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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胡丹的观察,2015年是中澳关系的一个分界点,这一年就在中澳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后6个月,曾任澳驻华大使的艾大伟(David
Irvine)被政府调往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任职,并于2017年4月升任为该委员会的主席。FIRB是澳政府负责对外国在澳投资审批的重要机构。

问:华人在很多节庆场合会请到澳大利亚的政治人物,或是请澳大利亚前任的政治人物来现场参与,成为顾问,写贺信,这些政治人物会需要注册吗?

  ▲12月8日,在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表示,澳大利亚领导人近日发表的有关言论毒化了中澳关系气氛,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中方已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

  此后,澳大利亚对中国资本的审查变得越来越严。2016年,FIRB叫停了中国国家电网收购澳最大能源电力公司Ausgrid的交易,理由是违反国家利益。此后又阻止了由中企牵头的对澳大利亚最大畜牧业公司基德曼等多项收购交易。

答:如果是单纯的到场参加活动,或是给予祝贺并不需要注册。

  尽管这出“反华闹剧”让中澳之间的关系紧张,但仍应该看到中澳建交45周年以来,两国关系的基本面向好。现阶段,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中澳合作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强劲动力。此时,只有摒弃偏见、以诚相待才是中澳关系的“正道”。

  “其实从一开始,中国资本进入澳大利亚就遭遇到反对的声音。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的不断增加,澳大利亚国内开始有声音认为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依赖已达到不健康程度,甚至认为威胁到了澳大利亚的
‘国家安全’。”胡丹说。

问:在澳大利亚有许多华人经营的媒体,有时会有一些来自国内的广告,牵涉到金钱交易,我们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注册吗?

  (以上言论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2017年7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宣布将对国家安全事务和情报部署进行改革,五个月后,澳大利亚内政事务综合部门(Home
Affairs
Portfolio)正式成立,这个“超级部门”涵盖现有的警察、情报、海关、移民等部门。同时,特恩布尔政府宣布将大范围改革澳大利亚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法律,以应对一系列的威胁。

答:广各的内容无关澳大利亚的政治影响,就不需要注册,反之,则需要。

  “自去年以来,澳国家安全部门在政策制定上的声音越来越响,权力越来越大,而外贸部门的声音则越来越小。”与澳外贸部门官员有过长期接触的胡丹说道。

问:如果对澳大利亚的政局或是政治人物不满,写文章抨击或是批评,会不会被认为影响澳政局?

  曾经在澳政府工作过的怀特也对这一趋势表示认同。

答:只要你不是被其他国家政府要求写出这些文章,就不需要注册。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随着特恩布尔所构想的大内政部正在实现,安全议题力压经济议题的趋势短期内恐不会改变,胡丹认为,这对中澳关系来说绝非好事。

问:如何去挑选该针对的华人社团,以及如何分配关注力在不同人种的社团活动呢?

  而对中国而言,澳大利亚国内一些政客和媒体越来越强硬的声音对中澳间的正常经贸关系也已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答:再一次强调,我们并没有设立任何立场,不会针对任何社区,更不针对单一种族。

  在中澳政治关系复杂化背景下,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去年开始缩减。据毕马威会计事务所最新报告称,中国2017年对澳投资同比减少了11%,是近几年来的最大降幅。

问:触犯这法案受到的处罚非常严重,可能面临最高7年的刑事处罚,这是有必要的吗?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在谈及中澳关系时表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希望澳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确保中澳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答:严厉的惩罚是针对明知故犯的那些人,故意知情隐瞒,经过我们柔性劝导却不理会的人,我们会转交到另一个相关部门处理。

  出路何在?

民众对法案评价有贬有褒

  目前看来,“中国威胁论”或将继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澳大利亚国内政治中“盛行”,成为执政党提高自己支持率的一个“武器”。

前维州多元文化次长、工党议员林美丰表示,这项法案是对澳大利亚华人极大的伤害,这个让人不安的现象从澳大利亚移民初期就存在,现在却又卷土重来。

  从2010年开始,8年间澳政府已换了5任总理。“特恩布尔政府上台以来,政治地位就一直很不稳,危机感很大,而对中国威胁的渲染成为了攻击对手政党最好的武器。”胡丹说。

一位来自巴拉瑞特的华裔女士表示,作为第四代的华裔移民,参加信息宣讲会主要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孙辈,希望华人的未来可以更加光明。

  去年以来,在野的工党多名议员被曝出与有中国背景的商人关系密切,接受利益输送,其中议员邓森(Sam
Dastyari)更是于去年12月被迫辞职。

Monash华人学生代表很无奈地表示,学生来澳大利亚就是想好好学习,其实对澳大利亚的政治也没多少兴趣,那离学生太远了。

  不过怀特认为,尽管澳政府宣称中国方面对澳大利亚政治施加了“隐蔽”的影响,但事实上并未有任何明确的证据。

主办方之一,维州澳华社区议会主席张丽也表示:“去年初这个提案在国会讨论时,我们澳华社区议会就非常担心,当时我们写信给联邦政府,直接指出:如果这个法案通过,最受影响的会是我们华人社区,面对法案最无措的也会是华人社区!遗憾的是法案最终还是通过了,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帮助华人社区理解和遵守这个法案,尽量保护我们的社区,同时我们也绝不惮于继续向联邦政府表达我们作为华人的不安和不满。”

  “来自中国政府影响的风险被夸大了,特恩布尔政府相信,向中国显示强硬,能帮助它赢得选民的支持。然而对于真正明白中国在经济上对澳重要性的商界人士来说,当然会引发忧虑。”怀特说。

但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人认为这项法案非常好,对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来说,根本不需要去担心。

  西悉尼大学的华人史专家迈克尔·威廉姆斯博士(Dr Michael
Williams)也认为,一些政客和不诚实的媒体、知识分子们喜爱通过“吓唬”民众夸大中国的威胁,来吸引眼球提高自己的形象。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澳大利亚人将逐渐接受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存在这一事实。与大多数问题一样,中澳更好地理解彼此的立场并且愿意容忍某种程度的差异,将对改善双方的关系大有帮助。”威廉姆斯说道。

  悉尼大学中国现代史高级讲师戴维·布罗菲(David
Brophy)则认为,有迹象表明,澳大利亚的安全机构和媒体打算继续在“中国威胁论”上做文章。“对一些政治家来说,使用‘中国问题’来获取政治利益的诱惑太难以抗拒。”布罗菲说道。

  “中澳两国都有人认为双方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认为,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应该携手抵制这样的声音,尽我们所能,让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远离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走向和平与合作。”布罗菲说。

  “中澳两国增强彼此间的理解从未像今天这样一般重要。”胡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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